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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
在日常學習、工作和生活中，許多人都接觸過一些比較經典的典故吧，從典故中我們可以學到豐富的歷史知識，懂得很多深刻的道理。那么，都有哪些經典典故呢？下面是小編整理的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僅供參考，大家一起來看看吧。
典故：不為五斗米折腰
中國古代有不少因維護人格，持續(xù)氣節(jié)而不食的故事，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例。
東晉后期的大詩人陶淵明，是名人之后，他的曾祖父是赫赫有名的東晉大司馬。年輕時的陶淵明本有“大濟于蒼生”之志，但是，在國家瀕臨崩潰的動亂年月里，陶淵明的一腔抱負根本無法實現。加之他性格耿直，清明廉正，不愿卑躬屈膝攀附權貴，因而和污濁黑暗的現實社會發(fā)生了尖銳的矛盾，產生了格格不入的感情。
為了生存，陶淵明最初做過州里的小官，可由于看不慣官場上的那一套惡劣作風，不久便辭職回家了。之后，為了生活他還陸續(xù)做過一些地位不高的官職，過著時隱時仕的生活。陶淵明最后一次做官，是義熙元年（405年）。那一年，已過“不惑之年”（四十一歲）的陶淵明在朋友的勸說下，再次出任彭澤縣令。有一次，縣里派督郵來了解狀況。有人告訴陶淵明說：那是上方派下來的人，應當穿戴整齊、恭恭敬敬地去迎接。陶淵明聽后長長嘆了一口氣：“我不愿為了小小縣令的五斗薪俸，就低聲下氣去向這些家伙獻殷勤�！闭f完，就辭掉官職，回家去了。陶淵明當彭澤縣令，但是八十多天。他這次棄職而去，便永遠脫離了官場。
此后，他一面讀書為文，一面參加農業(yè)勞動。之后由于農田不斷受災，房屋又被火燒，家境越來越惡化。但他始終不愿再為官受祿，甚至連江州刺使送來的米和肉也堅拒不受。朝廷曾征召他任著作郎，也被他拒絕了。
陶淵明是在貧病交加中離開人世的。他原本能夠活得舒適些，至少衣食不愁，但那要以付出人格和氣節(jié)為代價。陶淵明因“不為五斗米折腰”，而獲得了心靈的自由，獲得了人格的尊嚴，寫出了一代文風并流傳百世的詩文。在為后人留下寶貴文學財富的同時，也留下了彌足珍重的精神財富。他因“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高風亮節(jié)，成為中國后代有志之士的楷模。
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
【來源】《晉書·陶潛傳》。
【歷史典故】
陶淵明，又名陶潛，是東晉著名的詩人、辭賦家和散文家。他出生在一個沒落的官僚家庭中。他的曾祖父是東晉著名的大將軍陶侃，但到他這代，陶家已經敗落，生活貧困。盡管如此，從小陶淵明還是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他博覽群書，養(yǎng)成不愛慕虛榮、不貪富貴的高潔性格。
義熙元年（405年），陶淵明在朋友的勸說下，出任彭澤縣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潯陽郡派遣督郵來檢查公務，潯陽郡的督郵劉云，以兇狠貪婪聞名遠近，每年兩次以巡視為名向轄縣索要賄賂，每次都是滿載而歸，否則就栽贓陷害�？h吏說：“我們應當穿戴整齊、備好禮品、恭恭敬敬地去迎接督郵。”陶淵明嘆道：“我豈能為五斗米向鄉(xiāng)里小兒折腰。”意思是我怎能為了縣令的五斗薪俸，就低聲下氣去向這些小人賄賂獻殷勤。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
于是，陶淵明在出任彭澤令八十多天后，就離開衙門，收拾行裝，回到家鄉(xiāng)，從此過起隱居生活。對于官場，他絲毫沒有眷戀之心，反而有一種重獲自由的怡然自得。他每一天飲酒寫詩，過著世外桃源一樣的清閑生活。
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
一向深受我們大家的喜愛，為了能夠讓我們初中的同學們對于他的這個故事有一個清晰的認識，接下來我們學大教育的專家們就為我們的同學們帶來了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故事說，期望我們大家能夠認真的去看。
晉代大詩人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憤而辭去彭澤縣令，從此名垂千古，被認為是表示文人的骨氣，是對腐朽的統治階級表現了一種孤高的態(tài)度，這似乎已成為一種定論。但陶淵明解職歸田，真是正因“不為五斗米折腰”嗎？并非如此。
清代林云銘曾提出：“陶元亮作令彭澤，不為五斗米折腰，竟成千秋佳話。豈未仕之先，茫不知有束帶謁見之時，孟浪受官，方較論祿之微薄，禮之卑屈耶？”陶淵明曾出仕四次，又歸隱四次，為什么出而復隱，隱而復出呢？只是正因“不為五斗米折腰”嗎？
我們先來看看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這件事情的原委�！短諠搨鳌分姓f：“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難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xiāng)里小人�！思慈战庥【R去職�！薄洁]’是一種官職，是專門來考查縣令治績的。陶淵明以前當過八十三天的彭澤令，那是一個很小的官。而一件小事，便讓他棄官回家。有人告訴他，上級派人檢查工作，您應當“束帶見之”。就如同這天，你要穿戴整齊去見領導。陶淵明說：“我不愿意為了保住這點做官的‘工資’而向人低三下四�！庇谑前雅逵×粝�，自己回家了。迎接上司檢查，讓他穿的正規(guī)一些，干凈一些，有什么不對。中國是個禮儀之邦，講究禮儀是做人的基本要求。穿衣是個禮節(jié)問題，穿的正規(guī)一些，干凈一些是凈化自己，關乎自己的形象，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種表現。就正因這些掛冠而去，實在讓人難以明白。陶淵明穿戴整齊去迎接檢查理應是分內之事，更是禮儀之事。沒有人侮辱他，很難說有什么不向權貴低頭，不與統治者同流合汚的精神。
我們再來看《陶淵明集》卷五《歸去來兮辭序》的相關自述：“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缾無儲粟一，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為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為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為小邑。于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悵然慷慨，深媿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于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兮》。乙巳歲十一月也。”這證明：陶淵明做官是為了解決生活的困難，掙點錢花，正因他實在是太窮了；他出任彭澤令是自己主動求官的結果，他托了族叔陶夔的關聯向“諸侯”求情。正好趕上妹妹(嫁給武昌程氏，因此稱為“程氏妹”)的喪事，因此就“自免去職”了；“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順心”，證明在他擔任彭澤縣令期間沒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發(fā)生，至于督郵下來巡視的事他根本就沒提。在陶淵明自己的詩文中，并沒有關于“不為五斗米折腰”的記載。
歷代文人讀書最高的理想是貨于帝王家，陶淵明對先輩的功業(yè)傾慕不已，有著“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的思想，他期望有所作為，立德揚名。但幾次出仕他都失敗了，沒有實現他的理想與抱負。屢次碰壁后，才逐漸清醒地意識到通過仕宦之路實現自己的理想是行不通的，他最后選取了消極避世的道路。
陶淵明之后在隱居的日子里，把當縣令時的積蓄用完了，過起清貧的日子，還是為辭去縣令后悔了。他在《怨詩》中說：“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棉。造夕思雞鳴，及晨愿鳥遷。在己何怨天，離憂凄目前。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煙。”那“不為五斗米折腰”的美名只為一時痛快，腰直了，可肚子卻癟了。環(huán)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家貧不能常備酒，最后竟淪落到彎下腰向老農討飯吃的地步。他在《乞食》一詩中這樣描述道：“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可見，用“不為五斗米折腰”來標榜自己的清高，為名而累，但是是自欺欺人而已。
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已經詳細的告訴給我們大家了，期望這個故事能夠給我們大家?guī)韱l(fā)，我們的同學們認真的去看這個故事吧。
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
陶淵明的曾祖父陶侃是東晉大將，要了解陶淵明的趣味、立場，就不得不提到陶侃在盤根錯節(jié)的東晉王朝中的位置。陶侃出身貧寒士族，且可能有江南蠻族（溪族）血統，這在門閥貴族把持朝政的東晉王朝中是很難立足的。
瑯琊王氏家族中的大將軍王敦主政其間，為了擴充勢力而將陶侃排擠至邊陲廣州擔任刺史，這無疑是門閥政治對陶侃的一次無情摧殘。后來王敦叛亂被平定，陶侃被任命為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但瑯琊王氏與陶侃之間的宿怨卻一直難以彌合，以至于新興貴族庾亮向瑯琊王氏家族的宰相王導發(fā)難時，陶侃堅決站在了庾亮一邊。應該說，與瑯琊王氏的對立態(tài)度，成為了陶氏一脈的家族記憶，也最終導致了“不為五斗米折腰”的發(fā)生。
研究魏晉文學的大家逯欽立先生在《陶淵明事跡詩文系年》中給出的一段考證，陶淵明29歲時任江州祭酒，但他的頂頭上司江州刺史王凝之卻恰恰是瑯琊王氏的一個不肖子孫。王凝之信奉五斗米道，陶淵明的“不為五斗米折腰”，其實應該理解為“不為信奉五斗米道的王凝之折腰”。
當然，如果僅僅是家族記憶的牽絆，陶淵明的偉大還是有限的。陶淵明不仕祖仇只是其高風亮節(jié)的一部分，“不仕二姓”才是陶淵明隱居的最終原因。曾祖父陶侃雖然在東晉王朝仕途偃蹇，但畢竟是東晉王朝的臣子，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東晉王朝成全了作為寒門和蠻族的陶侃。對東晉王朝某些門閥貴族的不滿，并不能蓋過其對東晉王朝的忠誠。但東晉王朝最終卻被劉裕建立的劉宋王朝取代，陶淵明偏偏經歷了這一歷史劇變。這使得陶淵明的隱居不仕由起初的書生意氣變成了最終的遺民心態(tài)，家族記憶升華為更大的家國情懷。
應該說，陶淵明的“不仕”經歷了一個由相對到絕對的嬗變。在由鄙視王凝之造成的“不為五斗米折腰”之后，陶淵明的仕途并沒有從此斷絕。隱居之后幾年，陶淵明妻子去世，隱居的草廬也因失火而毀壞，窮困之中的陶淵明不得不再次出仕以求生存。34歲那年，陶淵明在江州刺史桓玄的邀請下出任幕府。桓玄謀反之際，陶淵明便趁機因母喪而辭職�；感痪么蹠x，劉裕大破桓玄，并提拔陶淵明為鎮(zhèn)軍將軍參軍。后來陶淵明一度擔任建威參軍，在劉裕做大做強之后，陶淵明似乎嗅到了點什么，于是辭職，終身不仕。
陶淵明的隱逸高名，使得他成為了權臣們爭相籠絡的金字招牌，但陶淵明對這兩位“恩主”卻一直處于依違觀望之間。一方面，這個時候的桓玄、劉裕雖然已是權臣，但仍然是晉室的臣子，陶淵明接受他們的征召并不缺乏道義上的正當性;而另一方面，桓玄、劉裕二人都不是等閑之輩，他們既可能成為“治世之能臣”，也可能成為“亂世之奸雄”，當最終后者被證實，桓玄、劉裕均篡晉之后，陶淵明才選擇了真正的歸隱，從此不復出仕。
劉裕篡晉建立劉宋王朝后，曾派人再次到山上邀請?zhí)諟Y明做他的著作郎。陶淵明自然不會答應。正如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所言：“陶靖節(jié)之不仕，不可仕也，不忍仕也�！薄安豢伞笔亲鳛闁|晉遺民的陶淵明的絕對律令，而“不忍”則是作為詩人陶淵明的個體選擇�！安豢伞焙汀安蝗獭睒嫵闪颂諟Y明作為政治詩人的底色。
此后，陶淵明拒不使用劉宋王朝的年號，而以甲子紀年，這在以年號建元的王朝興替中，無疑表達了對劉宋王朝合法性的否認。幾乎所有研究陶淵明的文獻都跳不開《南史陶淵明傳》的這一段：“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異代，自（宋）高祖王業(yè)漸隆，不復肯仕。”這不是文人對陶淵明的定義，而是史家對陶淵明的定義。如果把傳統史學當作善善惡惡、賢賤不肖的經學圖解，就能領會這段文字的分量。
可以補充的是，陶淵明的《桃花源記》總被我們解讀成一種遺世獨立的趣味，但陳寅恪先生在《桃花源記旁證》一文中別開生面地告訴我們，桃花源其實是東晉期間滯留在中原的漢人為抵御五胡亂華而構筑的塢堡，“避秦”所避的秦不是焚書坑儒的秦王朝，而是當時氐族人建立的蠻族政權前秦。這種傳統的華夷之辨，乃是陶淵明家國情懷的延伸，也是陶淵明現世關懷的體現。
中國傳統的士大夫精神使得陶淵明不可能脫離天下國家去書寫布爾喬亞式的田園牧歌，去政治化不是詩的升華而恰恰是詩的墮落。賀麟先生在《學術與政治》中說：“輕蔑政治比反對政治還要壞�！笨梢哉f，晚年的陶淵明的確是反對劉宋政權的僭政，但陶淵明并沒有脫身，也沒有逃避，因為不合作也是一種態(tài)度。寫詩和歸隱，都是以另一種形式對政治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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